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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2 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7-11-05 淼焱《品宋斋前贤作品研习》主题:【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作者:辛弃疾


        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作者】辛弃疾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此词作于淳熙五年(1178年),据稼轩举义军南渡以来,已逾二十个年头。这是首唱和词。稼轩所有作品中十有三四是唱和赠答词。往往追昔抚今,浩然激烈,热血沸腾,对时事以及身世之感慨往往都融入于对好友的美好期许之中,这是稼轩词的一大特点。他在临安大理寺少卿任上不足半年后,调任湖北转运副使,溯江西行,舟次扬州时,与友人杨济翁(炎正)、周显先往来唱和,这首是其一。整体的结构很清晰,即上片追昔,下片抚今,这种结构可以有效避免语意平直的弊端,就跟电影中倒叙手法很相似,容易引人入境。

  起二拍“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是合成“追昔”第一个境:落日照在边塞上,嘶尘飞扬,金人的铁骑在秋风瑟瑟中杀奔到了边境,刻画到此,一副肃杀的动态景象赫然眼前;而对岸的宋军正陈兵十万,旌旗遮天,大江里的战船高耸如层楼,又如一个个伫立于天地间的巍然不动的巨人,正摩拳擦掌地伺机一击大溃敌军。此处皆偏重于静态的描写。前拍的“猎”与后拍的“耸”,炼字极为警醒,这样一动一静的描写,则更烘托出非正义方的不可一世与正义方的冷静沉着。

    “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为第二境,值得说道的是,此为三个有历史跨度的典故合成的一境:

    前秦苻坚举兵南侵东晋,他曾自夸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淝水一战,大败而归;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令左右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从其父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随鸣镝而射头曼,“血污”是指头曼单于死于非命的意思;“佛狸”是后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其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杀死。这三个典故合用一处,只是隐括了一个大事件:金主完颜亮南进期间,统治层内部发生了矛盾,军事上受挫至深,军心动摇。恼羞成怒的完颜亮下令三日内必须渡江南下,遂部下不堪压力,起而杀之,提早结束了战争。那么问题就来了,作者为什么动用三个主人公都不相干的历史典故去隐括一件事呢?有人也许要问,豪放词不是都以拍案弹剑、直抒胸愤为快嘛,何必费墨费神多此一举呢?试想一下,如果把完颜亮的这一事件以直笔出之,岂不与史官雷同?岂不无趣?稼轩虽擅以文入词,但本意是借古讽今,于纵横捭阖、虚实莫测中,见出章法之跌宕顿挫、性情之慷慨不平。所谓“魄力之大,苏不如辛”《白雨斋词话》。这种魄力非胸怀天下、俯仰古今之人不可为也。

    第二境到此,又道出了当时金国外强中干的事实,收复河山的时机已到,朝廷应该及时出兵。于是便有了第三个境:“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季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的小字,其年少时“黑貂裘”入秦,以合纵政策游说各路诸侯,佩六国相印。作者以苏秦自比,只为突出他当少时英姿飒爽策马南来的形象。可惜,当他踌躇满志的向朝廷递上请战书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虽然作者未在作品中直言其事,只是读者而言,越细思“季子匹马”那种热血轻狂,就越同情其一瓢冷水灌顶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无奈。当然,前提是读者得十分了解其那段时候的身世际遇。

    上片追昔三境,欲隐却显,欲说还休,词笔越不经意处,越感其深沉。

    过片,拉回今景,自然而又干脆,“过扬州”点醒题面。接下来作者并未承“今老矣”而穷及酸愁,只是词笔一转:“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这里用了三国丹阳太守李衡之事,相传李衡临终前对家人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这几句话体现了李衡是个善谋家业的精明人。而丹阳又距扬州不远,稼轩用其事,既合乎当时的情境,又包含幽默的自嘲在内。言外之意是:壮志总归难酬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还是学学李衡趁着老骨头还能动弹的时候,多为家人置些家当吧。这种以现状的萧闲无事来反衬其内心的孤寂、郁闷、无奈的例子,在稼轩的作品中很常见,比如“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满江红·过眼溪山》;“长安古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等等。

    “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这一拍中的“二客”,应是题面的两位原唱作者杨济翁和周显先。这三句话没有旁敲侧击,算是直抒胸臆了,是在劝慰二位:"你俩都是东南名流、胸藏万卷,不要像我一样无所作为,徒有归隐之志,在此临别之际,倒是还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俩说说……”场景到此,稼轩有些欲言又止,是说还是不说呢?

  于是在两位好友干瞪眼许久的情况下,他终于喝了杯酒,把满腹的忠愤不平转化为对朋友的殷勤叮嘱:“千万别学李广壮年南山习射,生平战功赫赫,临了只谋个‘富民侯’的闲职虚名啊!”稼轩用“莫”“直”对起而用李广之事,便觉寻常叮咛中摇曳生姿、声情激荡,于结拍如此振起收篇,也就是所谓“行于当行处,止于不得不止”吧。

    后人常喜欢把“苏辛”合为一谈,但于我而言,这两者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的:苏词气足,辛词势大;苏词多以旷逸中深沉,辛词多以怨艾中狂放。两者不应是锁在一起的连环战船,而应是并驾齐驱的两匹骏马。这首《水调歌头》,虽然于稼轩的当行风格上无多标新立异之处,也称不上代表作,但其“势”之大,并不亚于被后世所传唱不息的诸多佳构。势大,不仅体现在用语措辞的惊骇,更体现在取境的宏阔,譬如登得越高,虽然望得越远,但眼之所至,毕竟有限;而心之所及,古今天地,任凭纵横驰骋!不必拘泥于一室一庭一山一水一朝一夕。时间、空间的转换,典故、现事的开合,皆能为造境服务,这可能是稼轩词所谓“豪放”的根本特性所在吧。这种特性也直接影响了其后整个南宋词坛,也使得南宋和北宋词的创作手法上渐趋泾渭分明。纵观稼轩之后的南宋词所谓“豪放”与“婉约”,只不过语言风格有所差异,其章法大多是一脉相承的,即大都避免直言其事,常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宋词坛的“咏物”体能够盛极当时了。

    今人学稼轩,常常会流于叫嚣骂座和堆叠典故的两个极端,殊不知其铁板铜琶里包藏的是蕴之又蕴、曲之又曲、真之又真的内核。


风浩浩,乾坤事了,吟啸归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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