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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原则。他早年“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即使在被贬逐后，他仍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儒家思想。他时刻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展抱负。他常以屈原自喻，“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注：《柳宗元全集·卷十四·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477页。）。同时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来立身行事的。他因妻子杨氏早逝，“寡居已十余年，……至今无以托嗣续，痛恨常在心目”（《与杨京兆凭书》）。他念念不忘求胤嗣，甚至提出愿娶老农女为妻，生儿育女。可见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
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注：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8月版第 288页。）。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注：《柳宗元全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详注》，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 ）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送元暠师序》、《送僧浩初序》等文中，都提出并阐述过“统合儒释”这一思想主张。他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对佛教徒那种与儒家道德相违背的“无夫妇父子”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原则出发，他也反对佛教徒“不为耕农蚕桑”而坐食的行为。而自己所注重的，是佛教这些外在迹象掩蔽下的内在“韫玉”，即与儒家的经典《易》、《论语》相合的义理精神。一般说来，儒家“入世”，释家“出世”，似大有抵牾，但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主张“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通过他的独特理解，二者不但能相圆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
他非常赞同慧能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的孝道思想，认为“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送濬暠上人归南觐省序》），“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对“行求仁者以冀其心”，“由孝而极其业”的元暠师尤为赞赏，对那些“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的僧人提出批评（《送元暠师序》）。
二是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
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孔子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他非常反对那种“小律而去经”的做法。对律宗深有好感：“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送濬上人归南觐省序》），而对禅学末流，持明显的批判态度：“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送琛上人南游序》）；“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嚣昏，放于淫荒”（《龙安海禅师碑》）。
三是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
在柳宗元看来，“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的佛教，“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所以应将“真乘法印，与佛典并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以“丰佐吾道”，实行教化。实际上就是把佛教作为工具，利用其宗教力量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他治理柳州就是实施了这一“援佛济儒”的主张。他一方面认为“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到柳州两个月，就重修孔庙，期待以儒家学说对当地尚未开化的群众进行教化，使他们能够“孝父忠君，言及礼义”（《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一方面又认为对于“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的蒙昧边民来说，“唯浮屠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复大云寺记》）于是主持修复大云寺，借佛教以达到“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柳州复大云寺记》）的目的。可见，他修佛寺完全是功利性的，不是出于信仰的动机，而是作为一种治世化人的手段。
柳宗元不仅以固有的儒家观点来审视佛教理论，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审视僧人。他所称道的僧人，都是具有顽强毅力，严谨持身，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绝无纵肆懈怠之态的高僧。他们既有明确的目标，积极的行为，又有“不爱官，不争能”的高尚的精神境界。“这些僧人不是以出世者的面目呈现在柳宗元的文中，而更象严以律己，勤于求道教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信仰领域内，所作所为皆有目的，有成效，他们的人生意义主要不在虚幻的解脱成佛，而表现为行道的积极追求”（注：陈晓芬《柳宗元与苏轼崇佛心理比较》，《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第2期。）。由此可见，柳宗元是按照他固有的儒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及僧人的。“统合儒释”，实际上是援佛济儒。“柳宗元的禅世界处处洋溢着一种不可须臾即离的儒风。……所以柳宗元的禅世界是禅为表，儒为里；禅为用，儒为体的统合禅儒的世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禅世界”。（注：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08页。）
正如章士钊先生指出的那样：“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求其道三十年而未得，自不足言信仰”（《柳文指要》上卷第25页）。柳宗元对佛教及作用的独特理解，势必减少佛教作为宗教对他的麻醉作用。因而，使他在追求超脱时，又不能忘怀政治，难以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虽有好佛、参禅之举，却无彻底解脱之意，只能徘徊于儒与佛、入世与出世、社会与自然之间。其山水诗作便常常传达出这种矛盾状态：
“进乏廊庙器，退非乡曲豪。”（《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酬贾鹏山人》）
“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零陵春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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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4 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