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禅茶一味] 山水。禅 。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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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一味] 山水。禅 。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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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4 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山水。禅 。茶。诗
                                                                                                                  文/风雨楠竹
                                  支遁初学道,深公笑买山。。。。

         且夫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籔深则萧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炫莹素,疵其浩然者,舍是焉。放舞雩以发咏,闻乘桴而懔历。涤除机心,容养淳淑。故萌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登山临水,笑傲林泉。永嘉南渡,右军体察山水 兰亭修契,群贤必至,少长咸集。时有 谢灵运 谢安  支遁 竺道潜 孙卓  许询 戴逵 。。四十余人,剡东佳山水, 连峰数千里,修竹带平津。青山不尽,落花舞,莺声啾啭剡溪上。漾舟喜湖广,湖广趣非一。愉目野载芜,清心山更出。孤烟昼藏火,薄雾朝开日。但爱春光迟,不觉舟行疾。归雁空间尽,流莺花际失。远情自此多,景霁风物和。芦人收晚钓,棹女弄春歌。野外寒事少,湖间芳意多。杂花同烂漫,暄柳日逶迤。为客频逢此,于思奈若何。”宋之问《早春镜湖》。更有剡溪人 刘晨阮肇遇仙记,云云。
        白垩纪是新昌地区非同寻常的时期,曾发生四次长时期大规模的火山活动事件,堆积形成了六层以上的硅化木化石层 新昌又在硅化木原产地澄潭江流域发现水冲硅化木,质、形、色、纹俱佳,被誉为远古瑰宝,冰川杰作,诸美皆备的新兴石种,已列入当代中华奇石谱,成为赏石界新宠。澄潭江流域还蕴藏大量的黄蜡石、龟背石胆、萤石等极具特色的观赏石,在黄泽江上游沙溪董村早在元代就出产“珍异奇绝”的水晶石。新昌江上游沃洲水濂洞古火山遗址蕴藏大量可赏可玩的玄武岩、禹粮石(火山弹)等观赏石。以上三大流域是浙东剡溪的主要源头,这里的观赏石在晋唐时期统称为“剡石”。新昌开发利用观赏石的历史也可追朔到1500年前六朝剡东时期,当时以王羲之为首的十八名士,以支遁为首的十八高僧隐逸剡东,他们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超然脱俗,山水诗,山水画,山水盆景等山水文化极为繁荣,同时也促进了赏石文化的发展。唐代诗仙李白,仰慕东南山水和剡溪水石,在《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一诗中写道,“忽思剡溪去,水石远清妙”,赞赏这一带的美石。当时剡石已与剡纸、剡茶一样,是名动京城的名石。唐武宗时为相的李德裕酷爱天姥红桂和剡溪水石,在洛阳建平泉别墅,曾慕名亲临剡东收罗奇石异木,并留诗为记。唐代诗人许棠《送省玄上人归江东》诗写到“安禅思剡石,留偈别都人”,剡石成为客居长安的剡僧思归的寄托,可见当时剡东奇石的魅力。至晚唐,著名诗僧齐已,到剡东住持沃洲山禅院,自称沃洲僧,对剡石亦情有独钟,托友人赠送给隐居庐山的好友唐彦谦,唐以《片石》诗记事:“小斋庐阜石,寄自沃洲僧。”后至五代两宋,新昌建县建城,不少乡贤雅士,建园畜石,赏石之风更盛。王爚建东花园木化石林就是代表。800多年前,王羲之后裔南宋丞相王爚,在新昌澄潭故里兴建东花园“康干石林”(硅化木古称松石、康干石等),为世界最早的木化石林。近年来,陆续发现东花园遗石,经考证在杭州花圃盆景苑的松石,新昌文物馆城隍庙的松石,新昌地质博物馆的松石和应龙石道艺术馆的松石等均是相府遗石,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文史价值和观赏价值,是中国松石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也是观赏石收藏中极为难得的传承石。
         
浙东,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吟咏之地。尤其是到了唐代,浙东山水尤名重海内,前往浙东游览的诗人如过江之鲫。这个丘陵水网纵横交叉的山水胜地,留下了诗人们的吟鞭游屐,激发了他们登览怀古,吟咏风土,留恋忘返的种种诗情,逐渐形成了一条承载着唐代诗人诗意与精神之诗路。“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的李白,曾四入浙江,三到剡中,二上天台 对“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的杜甫,曾在越中、天台留恋忘返长达四年之久;盛赞“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台为眉目”的白居易写下了著名的《沃州山禅院记》;“沃洲能共隐,不用道林钱”的刘长卿,也与剡中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统计,徜徉在这条诗路上的唐代诗人不下四百位.何以浙东能吸引唐代众多文人墨客的纷至沓来,成为唐诗之路的主要地区呢?本文将通过对浙东地区自身的文化底蕴、交通条件和唐代当时的社会风尚、文化背景的考释,论述唐代诗人对浙东山水情有独钟的原因。
一 深厚的文化底蕴
浙东,早在远古时期,就与中原地区一样,有着灿烂的文化。钱茂竹在《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一文中已经有所涉猎:光辉而丰富的河姆渡文化、生动而有趣的有关舜禹传说、慷慨而壮烈的勾践兴国复仇、北上称霸的史实等都成为了唐诗之路的基因,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   神秘古老的民间传说
浙东地区,山水奇绝,风光秀丽,便激发出了人们的美好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个关于山川古迹、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的优美传说。这些传说,为这一地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吸引着众多文人的足迹。天台山作为佛教胜地有很多传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晨阮肇遇仙记》,其故事情节的主干,如《辞海文学·分册》“刘阮”条所述:“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剡溪人刘晨、阮肇同入天台山采药,遇二女子,邀至家,留半年,其地气候草木常如春时,迨还乡,子孙已过七世.天台山终因刘阮故事的广传远播而声名卓著,刘阮故事则因天台山的奇光异彩而备受欢迎,唐代诗人李白、孟浩然、曹唐、元稹等都为之讴歌。曹唐追慕仙子,写下了许多刘阮遇仙的好诗。如《刘晨阮肇游天台》诗云:“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此外还有元稹的《刘阮妻二首》诗:“仙洞千年一度开,等闲偷入又偷回。桃花飞尽东风起,何处消沉去不来?”“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千药,不知何事忆人间?”张祜《忆游天台寄道游》诗:“忆昨天台到赤城,几朝仙籁耳中生。云龙出水风声过,海鹤鸣皋日色清。石笋半山移步险,桂花当洞拂衣轻。今来尽是人间梦,刘阮茫茫何处行。”刘阮传说,为浙东山水披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而曹娥江可说是“唐诗之路”的另一端点,其沿江两岸自汉以来就盛传孝女曹娥的传说。据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四卷《列女传》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后人为她的行为所感动,把她埋在江边,并建庙立碑纪念。故此,孝女曹娥传说成了不少诗人吟咏之作的重要题材,如赵嘏著有《题曹娥庙》诗:“青娥埋没此江滨,江树飕飀惨暮云。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周昙《曹娥》诗:“心摧目断哭江濆,窥浪无踪日又昏。不入重泉寻水底,此生安得见沉魂。”这两首诗都概述了曹娥的事迹,抒发了诗人对曹娥的崇敬之情。
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浙东,还流传着其他的很多传说,如舜禹传说、天姥山得名之传说、桃源洞得名之传说等。这些民间传说,有的十分古老,并且在它上面积淀起了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优美宜人的山水风景伴随着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使得浙东更加光彩耀人,成为诗人们的流连之地。
(二)令人追寻的魏晋风流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北人大量南迁。再加上上层统治集团偏安江左,无力北伐收复失地。于是,文人士子开始盛行清淡,玄思妙想,追求回归自然,人性解放,行为放任不羁,以徜徉山水为自托,成为一时之风尚。浙东独特的山水之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被空前地发现和欣赏。《世说新语·言语》篇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北人南迁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黄河流域发达的中原文化。这种文化与浙东地区文化一经结合,就迸发出了灿烂的火花,于是数百年间浙东成了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南迁的王谢士族与浙东地区的本地士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连续200余年的会稽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人物各有建树,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全国领先的水平,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浙东秀丽的山水胜地,也吸引了很多文人在此建庄营室,流连忘返,至今留有许多佳话,如谢安东山再起,王羲之兰亭修禊 ,王子猷雪夜访戴,支遁买山隐居沃州,谢灵运木屐登天姥山等。这些前朝风流人物的风流事迹,以及他们在浙东山水的审美活动,在浙东的经历和感受,从情趣到观点,都为后人引为美谈,对唐朝诗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故唐朝诗人踵晋宋高人逸士之遗风,入越访胜观光者比比皆是。宋之问在《宿云门寺》一诗中说:“再来期春暮,当造林端穷。庶几踪谢客,开山投剡中.想沿着谢灵运的足迹,到剡中游览。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云:“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孟浩然《宿立公房》:“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涧春泉满,萝轩夜月闲。能令许玄度,吟卧不知还。[/url]我们从唐朝文人所表达的这些话语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浙东山水的喜爱之情,比起晋宋南朝时代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浙东,是一个水乡泽国,水网纵横,河湖交错,具有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剡溪,作为曹娥江的上游,由南至北地贯穿了整个浙东地区。宋高似孙《剡录》卷二曰:“其水合山流为溪,殆如顾恺之所谓“万壑争流”者。其源有四:一自天台山北流,会于新昌,入于溪;一自婺之武义,西南流经东阳,复东流与北流之水会于南门,入于溪;其一导鄞之奉化,由沙溪西南转北,至杜潭入于溪;一自台之宁海,历三坑,西绕为三十六渡,与杜潭会,出浦口,入于溪。合四流为一,入于江。剡溪流经之地,即为剡中,不但有山有水,而且风光秀丽,是唐人最为向往之地。李颀在《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苏少府(节录)》诗中曾将它与会稽山相媲美:“落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稽峰。可见其风景优美宜人。这种客观存在的自然山水之美,得到了唐代众多诗人的赏识。古时陆行则车马,水行则舟楫。他们来到江南,大多是坐船走水路。一叶扁舟泛游在绿水何长,青山不尽,落花舞,莺声啭的剡溪之上,试想一下这是何等的闲情惬意。难怪李白要发出“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的感叹。(《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再加上魏晋风流文人多隐居于此,因此自然山水与名人古迹相得益彰,使得剡溪更受诗人的瞩目,故丘为曰:“此地饶古迹,世人多忘归。”(《送阎校书之越》)。[url=http://www.zgywh.com/display.asp?unid=131#_ftn14]与剡溪水一脉相连的曹娥江,则因孝女曹娥而出名,两岸亦有不少胜地,如曹娥庙、谢安的东山等,可谓举不胜举,美不胜收。因而泛游入此的诗人也是为数不少的。他们或寻迹东山,如白居易在《题谢公东山障子》诗中曰:“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或吟咏曹娥,如章孝标在《曹娥庙》诗云:“孝女魂兮何所之?故园遗庙两堪悲。岭头霞散漫涂脸,江口月沉难画眉。恨跡未消云黯黯,愁痕长在浪漪漪。人间荣谢不回首,千载波涛丧色丝。”[。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山川古迹与人文历史的有机结合,使得不少文人徜徉在这条溪流之上,或泛舟赏景,或屐痕吟踪。
天然始成的水路交通环境吸引了大批文人的到来,再加上历代水利工程的不断兴建,使得浙东的交通更为便利。东汉时,会稽郡太守马臻为消除山会平原的水患,发动民众筑塘立湖,营造镜湖。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善了这里的水利条件,东至上虞曹娥江,西至萧山麻溪坝,而且还使得浙东呈现出草木蒙笼,山川映发的旖旎风光。如宋之问在《早春泛镜湖》诗:“漾舟喜湖广,湖广趣非一。愉目野载芜,清心山更出。孤烟昼藏火,薄雾朝开日。但爱春光迟,不觉舟行疾。归雁空间尽,流莺花际失。远情自此多,景霁风物和。芦人收晚钓,棹女弄春歌。野外寒事少,湖间芳意多。杂花同烂漫,暄柳日逶迤。为客频逢此,于思奈若何。”[这首诗突出了湖水相映之美,而且还注意到了镜湖的风情:景霁物和,芳意颇多,芦人收钓,棹女弄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诗人泛舟镜湖的心情,沉醉于诗情画意之中。后晋惠帝永康前后,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漕渠——浙东运河,西起钱塘江,过镜湖东至明州(今宁波)与由南至北出海的剡溪、曹娥江成“十”交接,成为古代浙东的水路干线。
至此,唐人游览浙东的路线已经大致形成,即渡钱塘江,入浙东运河,过镜湖,经曹娥江而溯流到达剡中、天台诸胜。正如李白《别储邕之剡中》诗中所叙述的:“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从会稽长。”[此后来浙东的诗人大多在此路线上泛游,留下不少吟咏之作,成为唐诗之路的主要干线。
三 众多的方外诗人
佛教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土固有文化的不断碰撞、调整、吸收以后,渐渐地被中国化本土化,并在浙东盛行不衰。东晋王室的南迁,引来了大批的社会上层人物和方外高人,极为钟情于浙东的山水。与王羲之、谢安为友的支遁长居越州,家世事佛,自幼读经,以好谈玄理闻名当时。后投迹剡山,晚移石城寺,游心禅苑。常与高人许询相互辩难,“两家不绝”,一时传为美谈。[《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再加上南朝的很多帝王热衷于佛教,大肆营造寺院佛像,举办斋会,为僧俗讲说,宣传佛教思想,佛教信仰弥漫江南。后南朝陈、隋僧人智顗入天台山建草庵,创天台宗,世称“天台大师”。为天台宗创建的基本学说称作“性具”说,心遍及山河大地,故本具善恶染净;“一念三千”,万法俱备。[天台宗对后来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很大的影响。到唐时,虽然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但佛教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吸引不少文人士子。如初唐诗人宋之问就打着追寻剡中“支道遗风”的旗号,在《湖中别鉴上人》诗云:“愿与道林近,在意逍遥篇。自有灵佳寺,何用沃洲禅。”[
在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的初盛唐,许多士人憧憬着布衣卿相,立功扬名,出世的宗教和隐逸生活对多数诗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朝廷推崇的道教,士人们则是利用它走“终南捷径”,并没有真正沉浸于其中。可到了大历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极盛走向了衰落。它在人们的心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像一股强劲的狂风,涤荡了盛唐时代那种昂扬的精神、乐观的情绪、慷慨的意气,把人们从阳光明媚的天宇下刮进了阴冷、黑暗的深渊。士子们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中深感忧危,非常留恋或向往辉煌的过去。对于国家和自身的前途,却感到十分渺茫、悲观,更缺乏那种力挽狂澜的雄心和壮志。于是,失去理想、日益消沉的士子在佛门中觅得了清净所在,栖身山林野寺,寄心释伽,蔚为一时风气。这一来大大增加了僧俗交流的机会,而在交流中,诗歌又往往成为证悟心印的媒介。
于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撞击之下,浙东地区出现了刘长卿、韦应物、钱起、李端这样耽于禅理的诗人,也出现了寒山、灵一、皎然、灵澈、拾得、湛然这样溺于诗情的僧流,而介乎两者之间的就是秦系、陆羽这些隐士。而浙东素有“有寺山皆遍”的美誉,因此在龟山寺、法华寺、天衣寺、云门寺、称心寺、南岩寺、沃洲寺、兴善寺、国清寺、天台寺等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并有相当数量的吟咏之作。如钱起《宿云门寺》:“出寺宜静夜,禅房开竹扉。支公方晤语,孤月复清辉。一磬响丹壑,千邓明翠微。平生厌浮世,兹夕更忘归。”[]突出了禅房竹扉,支公晤语,孤月清辉,深感云门夜静。

四 多样的入仕道路
“学而优则仕”,做官几乎是每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是古代士子人生的梦想。唐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调动了时代昂扬的气氛,激发了士子们报效国家、社会的强烈功名心。他们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追求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有机统一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作不懈地追求。这种包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强烈功名心,在唐代,尤其在初盛唐时代,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因此,在唐一代著名作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哪一个真正唾弃功名而忘情物外的人物,也难以找到哪一个视文章重于功名而绝意仕进潜心著述者。相反,他们既在诗文中任情地倾吐自己的理想志趣,大胆地发泄自己的悲欢欲求,又无不孜孜不倦地为功名而奋斗。
(一)   道教得势为文人走终南捷径开辟新路
从秦汉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会稽到天台山这一地区设立道场,吸收信徒。到前唐时期,就已经成为江南道教的重要地区,洞天福地特别密集。弹丸浙东,全国十大洞天浙东就占了三大洞天:委羽山有空明洞天(黄岩)、天台山上清玉平洞天(即赤城山的玉京洞)、括苍山成德隐玄洞天。[]三十六小洞天,越中的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会稽山极玄太元洞天、玉笥山太玄法乐洞天、盖竹山长耀宝光洞天、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等名列其中。七十二福地,越中的盖竹山、东仙源、西仙源、沃洲、天姥岑、若耶溪、金庭山、始丰山、桐柏山、司马悔山等都属于道教有名的胜地。由此可见,道教在浙东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
其实,宗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不着眼于向统治集团靠近,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器重。道教在唐太宗李世民争夺帝位之时,迎合了他的需要,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因此,统治集团在宣扬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基础上,尤尊崇道教和道教人士。特别是盛唐时期,道教取得了得天独厚的地位。司马承祯,字子微,法号道隐,少好学,年二十一入道,遍游天下名山,后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先后受到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的召见,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唐玄宗有诗作为凭证,《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诗云:“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地道踰稽岭,天台接海滨。阴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这就更加使得司马承祯的感召力得以加强。正缘此故,许多文人纷纷慕名而来游览越中天台等地,希望能够得到司马承祯的举荐,寻求进身之阶。这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成功的诗人就是李白。李白一生四处投谒,自从出蜀之后,所到之处,几乎都要向当地官员投递诗文,以求引荐。如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令书》,《与韩荆州书》等,就是其中的名篇。但他的投谒活动并未成功。后来,李白学道做隐士,寻求另一条征辟之路。先后与道友元丹丘、孔巢父、吴筠等人隐居嵩山、组徕山和剡中,自言“隐不绝欲”。[。他的苦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受到司马承祯及其学生玉真公主和太子宾客贺知章,另一名道士吴筠等人的推荐,终于官拜翰林学士,“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上层统治者入道,是多出于附庸风雅神化身价,普通女性弃俗入道,是想摆脱世俗名教的纠缠禁锢的话,那么士大夫文人入道,则大多数是想一试终南捷径荣身晋爵。而吴筠正是这其中成功的一位。吴筠,乃华州华阴人氏,少为儒生,像众多文人一样热衷于功名,但在他举进士落第之后,便入嵩山从潘师正为道士,苦心钻研,尽通其术。[并于开元年间,访道于茅山、天台山,游金陵,并在剡中与当时文士李白等唱和。玄宗闻其名,便召为翰林。显然,吴筠通过隐士道士化,实现了自己的入仕理想,走通了终南捷径。
当然,道家学说对失意的士人来说,又有精神调节的作用。“无为、清净、寡欲、不争”的道教教义,即人的行事应效法天道,不要妄自作为,讲求清净寡欲,与世无争,注重内省,拒绝物欲诱惑等思想,能给予失意文人以精神慰藉。故此,徜徉于道观的诗人也是很多的,如朱放《经故贺宾客镜湖道士观》云:“已得归乡里,逍遥一外臣。那随流水去,不待镜湖春。雪里登山屐,林间漉酒巾。空余道士观,谁是学仙人。”[
(二)   归隐山林成为失意文人的精神归宿
在唐一代,实行科举取士,使原本在汉魏六朝无法晋身仕途的寒素士子,看到了自己的广阔的政治前景,勾起了他们积极从政的野心。仕途的大门虽然向士子们敞开,但在现实的角逐中大批的士子还是被淘汰了。因为,以科举取士,表面上看来,是用客观的考试方法对士子的才能加以评估,然后录用人才。可事实不非如此。唐代科举考试不够完善,存在不足。实际上,到了后来,朝廷取士是科举与荐举两者兼施。甚至到了只要有人荐举而不必考取进士及第就可以见用于朝廷的地步。如上文提及的李白正是运用这一途径,步入官途,直步青云,官拜翰林学士。然而很多才气横溢的士子得不到权贵的荐举,干谒无门,因而一生郁郁不得志。也有很多不屑通过朝廷显要推荐,想靠自己的才能而进入仕途的文人。然而,希望越高,失望与打击也将越沉重。于是,士子们在失望之心与愤怒之情的撞击之下,走向了隐逸,山林成了他们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退路。
唐代诗人方干,早年有志于功名,但在屡试不第之后,便于宣宗大中年间,抛却烦恼,隐居越州镜湖。他的《镜湖别业二首》诗:“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深?”“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落叶凭风扫,香粳倩水舂。花朝连郭雾,雪夜隔湖钟。身外无能事,头宜白此峰。”此诗以别业为题,抒写了他隐居之情志。在方干隐居期间,其足迹遍布萧山、秦望山、会稽山、云门山、东山、剡山、天台山等,探奇寻胜,广交诗友。吸引到方干岛来的诗人则有李山甫、罗隐、吴融、崔道融、曹松、贯休等。在方干死后,唐彦谦、杜荀鹤、虚中等人还前来哀悼。可见,在唐代,名人隐居的地方往往会成为诗人们的聚会之所。如李山甫《方干隐居》曰:“咬咬嘎嘎水禽声,露洗松阴满院清。溪畔印沙多鹤迹,槛前题竹有僧名。问人远岫千里意,对客闲云一片情。早晚尘埃得休去,且将书剑事先生。”郑谷《寄题方干处士》:“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归。松篁调远籁,台榭发清辉。野岫分闲经,渔家并掩扉。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除此之外,还有崔道融的《镜湖雪霁贻方干》、吴融的《赠方干处士歌》等。
然而,在隐逸之风盛行的初盛唐时期,很多文人将隐逸看作进入政治舞台的一条必经之路。从初唐起,唐代统治者就很注重搜罗举用隐逸,高宗、武后、睿宗、玄宗等都曾经“崇重隐沦,亲问岩穴”。因此,当时士人们把隐逸看作是进入政治舞台必经的一条道路。许多士子为了达到出仕的目的而隐居,以隐居邀名声,以期获得征召入仕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走终南捷径的道路。卢藏用即是以隐而仕的典型。“(卢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曰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中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隐士李白也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李白早已负匡天下大志,好以大鹏鸟自喻。他不屑于走科举入仕之路,而曾干谒权门,想通过名人的举荐而扣开入仕之门。但他的求谒活动并未成功。然而,李白一生中的至少六次的隐居行为,是与当时的终南捷径之风是分不开的,并与孔巢父等人并列为“竹溪六逸”。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居于剡中。正如上文所涉及的那样,他的这段隐逸生活果然促成了他后来的被征召入京,官拜翰林学士。这种以走终南捷径为目的的隐逸,在盛唐之前恐怕是所在多有的,故《新唐书·隐逸传》谓“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
这种由隐逸入仕,也是当时士人做官的一条途径。但是它从来都无法成为通往庙堂的通衢大道,而仅仅是主要仕进之途的补充,是隋唐科举制的补充。这种次要的途径却对相当多的士人有莫大的诱惑力,使得他们心存幻想。“身在江湖,心系魏阙”,应是多数隐士的普通心态。
综上所述,唐代诗人对浙东山水的喜爱并不是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其客体和主体的多种原因,而且往往是这两者天然的和必然的结合。神秘古老的民间传说、令人追寻的魏晋风流吸引着唐代诗人来此寻踪问迹;山水秀美的自然环境、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为诗人寻访古迹提供了方便;人杰地灵的浙东山水为实现唐代士人强烈的功名心提供了可能;宁静宜人的名山胜水为失意文人提供了聊以慰藉的场所。唐代诗人对浙东山水的关注,才有了一批又一批诗人在此的畅游,才形成了一条诗路,一条唐代诗人诗意与精神之路。
然而,唐诗之路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浙东地区早在唐代以前,就积淀起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什么偏偏就在唐代形成了一条诗路,而不是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呢?其实,这是与唐代文人的心态、行动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唐诗之路是唐代文化生活特别是诗人生活的重要现象,而文人正是这种抽象文化的载体,必须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著作才能把这种特有的文化呈现出来。寻访前人屐痕吟踪的文人,则畅游于优美的山水之间,登览怀古;热衷于功名事业的文人,则漫游于人文荟萃之地,待价而沽;寻觅清净所在的文人,则隐居于名山胜水之中,吟咏风土。他们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追求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有机统一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作不懈地追求,于是就有了对人杰地灵的浙东的无限热爱,就有了唐诗之路的出现。正如丝绸之路的开拓,我们无法用现代汉语表达那种震撼,那种直达人心的悲凉。只有唐诗,也只能是唐诗,才能穷尽丝路所有的风光,所有的感觉,“丝路绵延数千里,一驿一站皆有诗。”而这就是唐代慷慨悲凉、缠绵婉转的边塞诗,记录了丝路沿线的风光、生活、战争和悲欢离合。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边疆巩固,文人笔下的丝路是繁盛的,诗人的感情是豪迈的;中晚唐时期,国力衰退,边疆动乱,文人笔下的丝路是萧条的,诗人的感情是凄怆的。往昔的丝绸之路:“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西凉使》)而今的西凉之道:“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山河惨淡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李泌《边上》)唐边塞诗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也表现出了唐由盛而衰的进程。总之,不管是浙东唐诗之路还是河西丝绸之路,它们都通过唐代诗人的诗句,形象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真实地再现了唐代的文化生活。一处山水,一段风月,就这么静静地凝固于唐诗之中,它默默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等待着我们去感知。

   支遁其人:
支遁(314—366),字道林,俗姓关,从师改姓,世称支公,别号支硎。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或云河东林虑人。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出生,家世奉佛,自幼聪明秀彻,颖悟非常。后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好与名士交游,太原王蒙非常器重他,赞美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意思是说支遁的学问造诣并不亚于辅嗣。陈郡殷融曾经与东晋第一美男卫玠交往甚密,《晋书》以“明珠”、“玉润”喻其风采,自卫洗马被众多粉丝“看杀”之后,殷融“谓其神情俊彻,后进莫有继之者”,时人以为王家澄、济、玄三子加起来都比不上“卫家一儿”,可谓风华绝代,但是,及至见到支遁,就惊讶叹息,“以为重见若人”。
后来,支遁买山归隐,时任吴兴太守的谢安写信给他说:“思君日盛,一日犹如千载,风流快事几乎被此磨磨殆尽,终日戚戚。希君一来晤会,以消忧戚。”
谢安何等人物,淝水之战,谈笑间击败符坚百万雄兵,这么一个临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居然因为身边少了一个支遁,就变得忧心戚戚,郁郁寡欢,由此可见支遁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格魅力的和尚了。
   
即色宗第一人
支遁的家庭世代奉佛,耳濡目染使他早早就领悟了许多佛理。支遁年幼时,曾与师父辩论物类,他说生吃鸡蛋算不上是杀生,师父一时说服不了他。后来,师傅拿来一只鸡蛋,只见他将鸡蛋扔在地上,蛋壳破碎了,但走出来一只鸡雏。支遁立时顿悟,从此他就只吃蔬菜而不沾腥味,终身如一。   
支遁25岁释行悟道,遁入空门,隐居余杭山,潜心研究《道行般若》等释家经典,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本空”思想,此论虽已亡佚,但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义又见于《支遁集妙观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遁因之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
游心庄老之学
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盛极一时,佛教僧侣也加入了清淡之列,佛玄互为资用,《庄子》不仅为谈玄家之口实,佛教僧徒亦以之与佛理格义、连类。正如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言:“西晋天下骚动,士人承汉末谈论之风,三国旷达之习,何晏王弼之老庄,阮藉嵇康之荒放,均为世所乐尚。约言析理,发明奇趣,此释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祖尚浮虚,佯狂遁世,此僧徒出家之所以日众也。”
支遁不仅在般若学义理上,更切近大乘精髓,而且游心庄、老,于玄学别有建树。他虽然形貌丑异,但玄谈妙美,“几执名士界之牛耳”。《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由此可见一斑。孙绰《喻道论》称支遁:“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神情同任。此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在《庄子》学的研究中,支遁无论如何应占有一席之地。
白马寺说逍遥
支遁说禅讲经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他善于阐明和标举佛经的内在精神,而不拘泥于断章摘句,因而遭到拘守文句的人的非议。谢安听说后,倒是非常欣赏他这种讲法,肯定道:“这好比九方湮相马,应先略其皮毛之玄黄而取其精神之神骏。”当时谢安、殷浩等人都是一代名流,是超脱尘俗的名士,能说出这样的话,绝非功利所趋。
一次,支遁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刘系之说:“各适其性即为逍遥”,支遁反驳道:“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在支遁看来,逍遥的根本条件是“乘天正”,即与道合一。做到这一点,才能“物物而不物于物”。与道合一,是人格的至善境界,拥有这种境界,自然使物各得其性,而无“矜伐于心内”。这样,逍遥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人的精神状态,而是主体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这种价值向度,决不是向秀、郭象“小大虽差,各任其性”的自足逍遥所能相提并论的。为此,支遁特意花时间注释了《逍遥篇》,从而使饱读经书的文人学士对他的见解无不叹服。  
与王羲之过招
当时,惟独有一位名士王羲之不以为然,素闻支遁盛名,但就是不相信他的真才实学。他曾对人说:“一个狂僧而已,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及至支遁到了剡地(今浙江嵊县),经由会稽,王羲之特意去迎接,想借机考验他的才识学力。见面之后,王羲之问支遁:“《逍遥游》这篇文章你听说过吗?”支遁毫不谦让,口若悬河,当即发表了几千言的滔滔宏论,后人赞为“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羲之听后,禁不住宽衣解带,放下了骄矜的架势,并且留恋盘桓不忍离去,遂请支遁住在灵嘉寺,以便与其亲近。
养马放鹤人
中年时,支遁选择苏州枫桥西部的支硎山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为入关斋,有人赠送他一匹好马,支遁也不拒绝,就饲养了起来。当时有人讥笑他,“此非道人所宜,”,出家人养马,有点不合事宜吧,支遁回答:“贫道爱其神骏,聊复畜耳”, 管不了那么多,因爱其神骏,姑且养了起来。这正是支遁的超脱之处,也只有对禅的理解到达了至高境界,才会真正做到“免俗”——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了。
后来,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又带来一对幼鹤,作为见面礼送给支遁。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对幼鹤羽翼渐丰,有了想飞的苗头。支遁非常爱惜,生怕幼鹤飞走了,“乃铩其翮”,就把它的翅膀剪短了。看着剪短了翅膀的幼鹤,“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支遁心里突然难受起来,若有所悟,大发感叹:“既有凌霄之姿,宁为人作耳目近玩乎!”是啊!鹤本云中之物,冲天凌霄是其天性,怎么能够作为我们耳目玩赏之物呢?!
于是,支遁好生静养这对幼鹤,等到幼鹤的翅膀重新长出时,他捧着这对幼鹤来到支硎山顶,让他凌空而去。
养马,爱其神骏;放鹤,慕其灵逸。支遁爱马爱鹤是那么真实,并不执迷于马的形体,鹤的外貌,而是真正与它们的精神相应,他那“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晋人风度着实令人感动。
归隐支硎山
北宋钱俨曾在《碑铭》中写道:“天下之名郡言姑苏,古来之名僧言支遁。”意即为先有非常之境,然后才会有非常之人栖息于此。
江南胜地苏州枫桥以西七八里处,就有一处非常之境。在青葱的山峦中,有一道山峰,蜿若龙脊,山上有石,其平如砥,泉流其上,清澈可爱。
晋成帝咸康年间,支遁来到此地,依山而居,遂改号“硎”。于是,山以人显,此山也叫支硎山。
支遁归隐于此,以野果杂粮为食物,将涧流溪水当茶饮,头顶青天,脚踩草木,以天然巨石为桌子,常常宴坐山门,游心禅悦,时而苦思冥想,时而养马放鹤,就像他诗中描绘的那样:“石室可蔽身,寒泉濯温手”, 过着与世无争、淡泊宁静的生活。在此期间,支遁潜心注释《《安般》、《四禅》诸经,撰写了《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等著作,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还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支遁还是一个主张顿悟的人,十分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顿悟”的主张,发扬般学的“性空”思想,终于成为般学六大家之一。南齐刘虬在《无量义经序》中论顿悟时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中也说:“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也就是说,支遁主张到第七地开始顿悟,七地以上尚须进修,因此他的顿悟又称“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道林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与名士的风尚一样,支遁隐居在支硎山,十分沉湎,他才藻惊绝,作诗造诣甚高,《高僧传》尝称“凡遁所着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广弘明集》收录有他的古诗20多首,其诗不乏浓厚的老庄气味,又掺杂着佛家的理趣禅机。根据陈允吉先生的观点,支遁在玄言诗兴起的潮流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许洵、孙绰。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纵论江左诗歌蒙受的印度影响时,曾指出“支遁在诸和尚诗人里是最伟大的一位”, 清末民初着名学者沈曾植先生,也曾高度评价他于晋宋诗歌史上的地位,将其视为开谢灵运风气的先驱人物。他的诗中,有篇幅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生动细致,与谢灵运可以媲美。支遁写得较好的诗,如“从容遐想逸,采药登崇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解带长陵陂,婆娑清川右”,皆笔意潇洒,情致高迈,与郭璞《游仙诗》的风格颇相似,只是玄意更浓。
当时的舆论认为,支遁的才学足以辅佐朝廷。公元362年,晋哀帝继位,仰慕支遁的道行,数次派人来支硎山征请。盛情难却,支遁于是又一次到建康。在京城停留了将近3年,可是他无法排遣对支硎山的眷念,便上书请求回山,得到了晋帝的特许。晋帝为送他回山,给了他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当时的许多名流,纷纷到征虏亭为他饯行。据说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小插曲:当初蔡子叔来得早,坐到了支遁跟前,谢万石是后来的,便趁蔡子叔暂起之机,移到蔡的座位上去,等到蔡子叔返回来时,又把谢万石赶出了座位,而谢万石毫不介意。支遁为时贤名流所仰慕,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遥远的逸响
东晋太和元年(366),一代名僧支遁驾鹤西去。历代文人墨客十分崇尚这位僧中名士,他们或路过、或专程,前往支硎山凭吊支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这样喟叹:
好是清凉地,都无系绊身。
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

关于禅茶  :
   
茶得山川之灵而风流绵远,山川赖茶之养而如此多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使新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自然风光,早就闻名天下。宋《剡录》卷二说:“深林茂竹,表里辉映。其间倾涧怀烟,泉溪引雾,吹畦风馨,触岫延赏。”境内的沃洲、天姥、石城、南岩、穿岩、东岇、刘门诸山皆产佳茗,又是佛、道文化的胜地。崔颢诗云:“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李白诗云:“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中。”杜甫诗云:“剡溪蘊秀异,欲罢不能忘。”这是一处世外桃源,文献说汉晋以来多隐逸之士。顾长康称其“天地神明”之境、白居易誉为东南山水“眉目”,郁达夫赞为“江南佳丽”之地。这里,不仅以旖旎的自然风光著称,更以悠久的产茶历史和灿烂的茶文化闻名遐迩。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他们踏遍山水人未老的惬意和诗文,不少高僧、道人、隐士在这里种茶、制茶、品茶,或潜心修持,或修真养性,寄往生于茶道,托性情于山水,使新昌成为佛茶滥觞、茶道之源。

    一

    在中国,茶的利用至少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在汉以前,茶,主要是用作药物或食品。在西汉时,茶作为专门的饮料已见于文字记载,但是,茶作为专门饮料的历史应该比文字更早。

    顾炎武认为:“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有了茶饮,并不一定就有了茶文化。而只有饮茶被注入了茶人的精神文化之后,茶才具有了人文的灵魂,具有了文化和哲学的意蕴。

    饮茶之习从汉以来逐步发展,到东晋大批文人南迁产茶之地的会稽,并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一种“讲究”时,饮茶之风才挟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社会时尚。

    会稽一带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产,对激发文人们的创新和文化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从汉到晋,这里是神仙思想弥漫,求仙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那时,人们认为在新昌有一条通向神仙之乡的秘路。也正是从那个时代起,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高僧、道人成就了绍兴地区“名士之乡”的盛名。他们络绎不绝的脚步,不仅踏出了一条文学艺术和佛教的璀璨之路,也踏出了一条旅游的黄金之路。

    这股茶文化之风,伴随着他们潇洒出风尘的脚步,从会稽一带的茶山名泉刮向了大江南北。

    二

    东晋永和初年(345年),高僧昙光(286-396)来到新昌在石城山创隐岳寺(今大佛寺之始),苦心修持之余,他还种茶、制茶、饮茶,将茶作为佛事的重要内容。《高僧传》卷十一云:昙光(帛僧光),“少习禅业。晋永和初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晋太元之末。以衣蒙头安坐而卒。众僧咸谓依常入定。过七日后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颜色如常。唯鼻中无气。神迁虽久而形骸不朽。”虽然茶寿之说是否出于此还有待考证,但因艺茶而长寿的高僧,昙光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人。

    南朝刘敬叔《异苑》说:“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在新昌民间,茶也同样被赋予了原始宗教的意味。

    可见,作为饮料的茶早就镀上了人文精神的光辉。

    而真正对佛茶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高僧支遁。

    在昙光创立隐岳寺时,另一高僧、晋丞相王敦之弟竺潜(285-374)也在东岇山潜心佛学,他在这里修持三十多年,创般若学本无异宗。《高僧传》卷四说:“支遁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支遁来到新昌,始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随其禀学。后,移石城山隐岳寺附近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

    虽然支遁(314-366)是一位早就名声在外的玄学大家和著名高僧,但王羲之等人却在未见支遁之前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王羲之趁支遁路过会稽之机,当面领教之后,才大为折服,以至对支遁离开会稽城还依依不舍。

    支遁是一位喜欢饮茶的僧人,茶,不仅是他健身的需要,更是他参悟佛学的载体。他创立了即色宗。支遁在剡中修持期间,在他的周围不仅聚集着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王濛等名士,还聚集着竺潜师徒等僧人。这个群体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而且都是好茶之徒。以茶清谈,辩玄论道,穷究佛理,茶香弥漫,佳话频传。王羲之是天师道道徒,炼丹服药,乐此不疲,茶,成为他无法离开的“仙药”,他在新昌采茶服丹和创立的金庭道观遗址至今犹存。就佛教而言,正是高僧云集,才使得般若学在这一方盛产茶叶,盛行饮茶、嗜茶之风,茶文化内容不断丰富的新昌异常地灿烂而辉煌。

    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潜、识含宗的代表人物于法开、缘会宗的代表人物于道邃、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心无宗的代表人物竺法蘊,都曾在新昌立寺苦修。在东晋般若学为主流的时期,新昌成为了佛学中心之一。

    南朝刘宋时,高僧昙济隐新昌孟塘山,“以茶茗接客”,其茶文化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疁田,清溪秀竹,迥开巨石,有趣之极。”那时的高僧们大概是占山为王,包括谢灵运的“山居”时期,大多经营着庄园经济、寺院经济,茶的种植大概已有一定的规模。

    茶文化推动了佛学的发展,佛茶扩大了茶的影响。

    唐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兴渊、支道开、威、蕴、崈、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濛、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十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谢灵运诗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唐吴处厚《游沃洲山真封院并序》记载说:“晋人喜旷达而尚清虚,故山水之游,一时特盛。”“在沃洲则浮屠支遁为之主,而王谢辈亦有十八人从之。”唐丘为《送阎校书之越》诗云:“南入剡中路,草云应转微。湖边好花照,山口细泉飞。经年松雪在,永日世情稀。芸阁应相望,芳时不可违。此地绕古迹,世人多忘归。”人文之盛,世所罕见。故康熙《会稽县志》引《黄氏青箱记》说:“千载之远,佳气不泄,蒸于草芽,发为英华,淳味幽香,为人滋养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新昌,又何尝不是纷至踏来的文人滋养了这一方仙土、佛地、茶园呢!

    这里不仅是道家第十五福地,也曾是佛教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更是一个茶文化兴盛的产茶、饮茶之区。

    支遁不仅是一位佛学造诣高深的大德高僧,也是一位渊博的玄学大师。在新昌弘扬佛法的时候,他经常与好友王濛、谢玄、王子猷、谢万、殷浩、王洽以及于法开的弟子们品茶清谈,阐扬佛法,并往往与不同观点甚至故意挑衅的言论进行激烈交锋,直到对方无言方止。当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在兰亭和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雅集的时候,在新昌的支遁与这一文化盛会失之交臂,这不得不说是文化史的一大遗憾。

    太和元年(366),佛茶之祖支遁,在新昌石城山栖光寺圆寂,年五十三,葬于斯,这也算是山水有幸吧!郗超评价支遁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时说:“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支遁不仅对茶文化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文化思潮由玄学向佛教的转变,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梁天监十五年(516),伴随着佛茶的阵阵馨香,隐岳寺用功三十年雕凿的大佛终于在高僧祐的主持下开光,《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为此写下了《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誉其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

    “佛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松花满碗试新茶”,“僧家造法极功夫”。正因为有这样深厚的佛茶传统,由昙光所创隐岳寺、支遁所创栖光寺和于法兰所创元华寺发展而来的大佛寺,才至今香火袅袅,茶香四溢,佛茶之誉远播海内外。

    《会稽郡记》说:“会稽境特多名山,潭壑镜澈,清流泻注,惟剡溪有之。”释大容有诗云:“沃洲好山水,支遁昔年依。鹤放峰头去,人从溪上归。”新昌山水出好茶,名士名僧扬茶名。充满灵气的山水,滋养了富于灵气的茶叶,也孕育了谢灵运的山水诗。

    这种“百花齐多,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和思想碰撞的人文环境,也赋予了新昌茶叶超尘脱俗的品质。

    三

    隋唐之际,新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淡雅的茶香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到此寻访探奇。魏徵、李白、孟浩然、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                  

    李白诗云:“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兴从剡溪始,思绕梁园发。”他不仅是诗仙、酒仙,也是一个痴茶如命的茶徒。他说,饮之润肌骨,投赠有佳篇。当他倘佯在新昌的崇山峻岭之中时,令他无比神往的新昌山水,给了他神奇的灵感,佳人般的佳茗点燃了他滂沱飞扬的激情: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扇,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是一个道徒,而茶与道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李白的故乡就是著名的茶叶产之地,他和茶的渊源是很深的。李白的剡中之旅,是受了好友、道人吴筠之邀。《唐才子传》说:“筠爱会稽山水,往来天台、剡中,与李白、孔巢父相遇酬唱。”他们品茶吟诗,访道求仙,给剡中山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之一云: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靖蜓立钓丝。
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

    茶饮发展到唐代,随着茶叶品种的增多,制作方式的不断改进,已经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

    谢灵运十世孙、著名诗僧皎然对会稽山水情有独钟。这里曾是他的先辈们生活的地方,他的身上,流淌着会稽文化的基因。他留下的诗文,让我们看到了他行走于会稽寺院之间,访茶会友,穷究佛茶之道的影子。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己,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剡溪茶,在茶史上有着“神品”的地位。诗中对茶叶、茶具、泡茶、煮茶、饮茶、茶之功效等作了勾画,“茶道”的意境和神韵跃然纸上。这也是我国关于“茶道”最早的文字记载。皎然流传至今的茶诗还有25首,可见他对茶的魂牵梦萦。在这25首茶诗中,有不少都是在新昌一带写就的。如《送许丞还洛阳》说:

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
悲风不动罢瑶轸,忘却洛阳归客心。
《送李丞使宣州》说:
结驷何翩翩,落叶暗寒渚。
梦里春谷泉,愁中洞庭雨。
聊持剡山茗,以代宜城醑。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皎然在会稽一带盘桓的数年间,以茶结友,广播佛法,力倡茶道。“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茶会的兴起和流行,是茶文化繁荣的标志。

    有着文人、僧人、茶人身份的皎然,无异是一位茶文化的集大成者。说他是中国的“茶道”之祖,说会稽剡中――新昌是中国的茶道之源,是没有疑义的。

    与皎然出入会稽山水茶园的还有他的忘年之交、茶圣陆羽,在茶道之祖皎然的帮助下,陆羽完成了《茶经》的写作。

    在剡中,陆羽遇到了红颜知己李季兰。

    李季兰原名李冶,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今浙江吴兴人。她自幼伶俐过人,六岁那年,写了一首咏蔷薇的诗,有诗句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既惊女儿的才华,又叹她小小年纪,居然性情不宁,担心往后难保不出什么乱子。在她11岁时,她就被父母送到剡中玉真观中作女道士,改名李季兰,期望藉青灯黄冠的清修,消除她命中的孽障。但,道观的清规戒律压抑不了她人性的成熟和渴望,她在《感头》诗中说:

朝云暮雨两相随,去雁来人有归期;
玉枕只知常下泪,银灯空照不眠时。
仰看明月翻含情,俯盼流波欲寄词;
却忆初闻凤楼曲,教人寂寞复相思。

    寂寞的道观,锁住了少女的芬芳年华,春情只能在心底里激荡、煎熬。春花渐凋,时光如流,芳心寂寞,空自嗟叹。长昼无聊,她携琴登楼,一曲又一曲地弹奏,宣染着心中的激情、渴望和孤独: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
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
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

    在这里,她遇到了才子朱放,并与朱放演绎出了一段炽热的爱情。朱放写有《赠与李季兰》:

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
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缠绵的眷恋与期求,牵动了李季兰的丝丝柔情,从此以后,两人不时约会,品茗清谈,抚琴倾诉,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后来,朱放奉召前往江西为官。临别时,朱放写下了《剡溪行却寄新别者》:

潺湲寒溪上,自此成离别。
回首望归人,移舟逢暮雪。
频行识草树,渐老伤年发。
惟有白云心,为向东山月。

    从此,两人各在一方,只能托鱼雁互诉思念之情。她为朱放写下了不少幽怨缠绵的诗句。其《明月夜留别》诗云:

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
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

    天涯相望,期盼着他的归来,抚慰自己“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的凄寂情怀。

    就在久盼朱放不归的时候,在剡中考察茶叶的陆羽拜访了玉真观中寂寞的李季兰。两人对坐清谈,煮雪烹茶。由谈诗论文的文友,慢慢成为惺惺相惜、心意相通的至友。一次李季兰身染重病,陆羽闻讯后,急忙赶往她的病榻殷勤相伴,日日为她煎药煮饭,李季兰对此十分感激,写下了《湖上卧病喜陆羽至》:

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
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
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
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

    一个女道士能得到陆羽如此热情的关爱,她心中自是感激欣慰不已。

    皎然、陆羽、李季兰,因茶之缘而成为最知心的朋友。在他们的流传至今的诗作中,不少是彼此往还的。如皎然《寻陆羽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经入桑麻;
迁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李季兰是一个春心锁不住的女人,皎然在一首给她的诗中说:

常随山上下,勿限江南北。
共是忘情人,何由劳相忆。

    后来,又在《答李季兰》中说:

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
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

    李季兰对皎然“禅心已如沾呢絮。不随东风任意飞”许身空门的坚贞既深为敬重,又深怀失望。因为,儿女情长不论对于皎然,还是对于陆羽,都已经是他们生命,或者说生活之外的东西。

    这一僧、一儒、一道,一个是茶道之祖,一个是茶圣、一个是茶痴,他们因茶缘成为知己,又因茶缘而演绎了一段“冷热”不同,而又“别有洞天”的人生情感。所以,丁文在《大唐茶文化》中说:“著名女道士李冶(李季兰),誉称‘女中诗豪’,是陆羽饮茶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于中国茶事贡献较大。”

    宋《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四有谢良弼等人《松花坛茶宴联句》等作品,留下了鲍防、严维等十八人的茶会诗作。可见,这里有着较大的茶人群体,他们品茶吟诗,唱和不绝,是他们把茶文化推向了高峰。

    正是这样深厚的人文和茶文化底蘊,才使种茶、制茶、饮茶技艺在这里融合,完成了由蛹化蝶――“茶道”形成的伟大过程。

    四

    曾任越州刺史的元稹在这里写下的《一字至七字诗·茶》云: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前岂堪夸。

    从茶的形态、烹制、用具到饮茶后的清心,依次写来,由上至下,如从山而下,平和清纯、质朴淡雅。

    石城山麓的碧涧山庄,是归隐新昌的著名诗人刘长卿所建别业,也是当时文人们雅集的地方。刘的好友皇甫冉、皇甫兄弟是碧涧山庄的座上客。皇甫冉《送陆鸿渐棲霞寺采茶》云:

采茶非采菉,远远上层崖。
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
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
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

    皇甫曾在《送陆鸿渐天目采茶回》中写道:

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火,相思一磬声。”

    温庭筠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茶道专家,他的《采茶录》是我国煎茶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的《宿一公精舍》诗说:“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就是他在新昌品茶对弈的一个剪影。

    生于剡中,从小受到茶文化熏陶的高僧灵一在《与亢居士青山潭饮茶 》诗中说: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著名僧人齐己《咏茶十二韵》云:
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
出处春无雁,收时谷有莺。
封题从泽国,贡献入秦京。
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
研通天柱响,摘绕蜀山明。
赋客秋吟起,禅师昼卧惊。
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
晚忆凉泉对,闲思异果平。
松黄干旋泛,云母滑随倾。
颇贵高人寄,尤宜别柜盛。
曾寻修事法,妙尽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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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4 17:52 | 显示全部楼层
问好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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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4 19:5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好长,读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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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4 21:5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字看着挺累眼的,图片一张都不能显示、、、建议楠竹分段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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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5 09:56 | 显示全部楼层
云栖碧落 发表于 2014-10-14 21:51
这字看着挺累眼的,图片一张都不能显示、、、建议楠竹分段发表

我想想办法  这是篇 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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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5 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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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竹做禅茶一味首版,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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